世界最大艺术品交易商频卖赝品

日期:2020-05-05编辑作者:舞蹈

全球美术登记公司近日发布了一个48分钟的关于达利赝品画的资料视频,视频包括了对德国负责艺术犯罪案件的总侦探、世界知名的达利原始作品研究专家罗伯特和尼古拉斯·德沙尔纳,还有国际达利图像权威、萨尔瓦多达利档案有限公司负责人弗兰克·亨特的采访。他们对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商的西部公园画廊在海上拍卖会以数万美元出售的两幅达利版画作了仔细研究,并确定它们是赝品。

在过去18个月中,俄罗斯的艺术市场面临了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俄罗斯文化部门已经整理出版了5册“艺术作品伪作目录”。而莫斯科艺术古董商业联合会认为这个赝品目录和其支持者正在“破坏市场,摧毁了消费信心”,为不景气的艺术市场雪上加霜。

我从来没有画过这幅《松树》,我可以百分之百确认这是假画。”上周,因为一则“香港佳士得拍出伪作,‘假吴冠中’以158万港元成交”的新闻,吴冠中不得不一次次向打来电话询问的媒体记者重复着上面这句话。每次说到此处,这位九旬老人都会不自觉地提高声调,语气中透着难以隐藏的愤慨。

最近,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消息,把腾中重工幕后的实际控制人李炎推到了聚光灯下。然而他始终保持低调而神秘的作风。

狂卖达利赝品《萨克拉圣经》

最近,由俄罗斯艺术专家列出的一张艺术品赝品清单中,证实佳士得拍卖行2005年以300万美元拍出的俄罗斯艺术家Boris Kustodiev1919年作品《宫女》是件赝品。而《宫女》只不过是目录上900件已被俄罗斯文化部门证实为赝品中的微小一分子而已。

事实上,对吴冠中而言,类似的情景一直在不断地上演——2006年8月,北京一家媒体曝光了一拍卖公司“吴冠中作品专场”全属伪作事件;2008年7月,吴冠中亲手在一幅被买家高价竞得的画作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字样……倘若再往前追溯,如此“眼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多到连吴冠中本人都无暇也无力再去鉴定自己的作品——他已经记不清见过多少次假画了,想管,却根本管不过来。

在收购悍马之前,李炎低调且神秘,很少暴露在媒体的闪光灯下,也从未在富豪榜上出现过。公开资料显示,李炎为四川腾中重工老板,四川华拓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出生于1968年,四川威远县新店区人,原名为索郎多吉,于2004年透过四川华拓间接投资川眉芒硝,业界称其为“华通系”掌门人。

在视频中,警方和专家学者还检测并证实了很多来自Albaretto家族的达利赝品画和伪造单据,西部公园画廊卖的大部分达利版画都来自于这个家族。首席侦探列出了在调查研究中收集到的法庭和专家的证据,并证实了当时Albarettos家族所提供的画作以及用来证明画作真实性的收据都是伪造的。

除《宫女》外,赝品目录新增加的100幅作品中包括过去十年中由佳士得和其长期竞争对手苏富比拍卖行拍出的两幅“出自俄罗斯艺术大师之手的作品”。2000年7月在佳士得拍出的《常青树林里的冬日阳光》也在其中,佳士得称早就解决了此事,“在拍卖发生后不久,专家们的忧虑就浮出水面,事情在2001年5月30日得到解决,即拍卖作废。”新目录还列出了一件2002年5月在苏富比拍卖的、被认为是俄罗斯画家Ilya Ostroukhov的作品《在森林湖的夏季垂钓》是赝品。而苏富比称,至今没有从买家那里听到任何消息。

更让吴冠中寒心的是,“我只能起阻止拍卖的作用,不能够追查假画背后的黑手。对艺术品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也没有鉴定机构和执法机构,造假者和拍卖假画的画廊、拍卖行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所以,画廊、拍卖行和那些作假人联合起来造假。”

兼职川美教授 国画系设奖学金

2008年5月,两个分别购买了达利版画《萨克拉圣经》的买家来到美术登记公司,寻求帮助来证实画作的真实性和价值。美术登记公司立刻召集了纽约和巴黎的专家,做了一次独立的作品鉴定。两个购买者一个花了7000美元,另一个花了18000美元去买这两幅被德国侦探称为有伪造签名的、招贴画质地的两幅赝品。侦探还说,如果用来作装饰品,这两幅画最多值75~150美元。

赝品目录的总策划者罗斯金对赝品画作的拥有者不报以任何同情:“给予我确凿依据的判断都来自这个国家的顶级专家,他们来自国家特列季雅科夫画廊、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国家格拉巴里艺术科学修复中心,以及私人专家弗拉蒂莫·皮德罗夫。”

有此困扰的又岂止吴冠中一人。1995年,浙江某收藏者耗资百万购入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南北两位鉴定大师却对画作的真伪各持己见;2000年,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展出的一批被称做是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时期的作品,被其子傅二石指认为伪作;2005年,珠海举办的“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遭到画家后人“无一真品”的质疑,然而,到了北京鉴定专家那里,同样的作品却认为是真迹……

此外,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文化艺术和收藏的文化人,从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四川美术学院的兼职教授。近日,某记者连线李炎担任兼职教授的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相关人士,据其介绍,虽然并不画画,不过爱好艺术的李炎在国画系捐助了“华通杯”学生奖学金和该系教师的创作奖励金,鼓励创作。“不过他只来过学校一次。”该人士表示,当时爱好收藏的李炎来川美时带来了一些瓷器进行鉴定。而据接近李炎的一消息人士透露,李炎为人一向很低调,甚至连在川美捐助的“华通杯”奖学金颁奖仪式,也是委托给系里的老师进行。

西部公园画廊年成交额超过3亿美元

佳士得在当时的目录中对《宫女》的来历作了说明,该作品从俄罗斯难民玛斯可夫斯基处所得,玛斯可夫斯基在1920年代生活于波罗的海周围国家,并且佳士得对这件作品作出了5年期的真实性保证,在此期间,如果买家能够找出两位获得佳士得承认的专家证明其是赝品,佳士得承诺此次拍卖作废。“我们知道格拉巴里艺术科学修复中心,也知道弗拉蒂莫·皮德罗夫,”佳士得在之后的邮件中申明,“我们希望有我们自己的调查,我们会仔细地评估所有证据,希望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无法回避的是,在艺术品商业化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艺术品真伪的鉴定也变成了市场交易中的一个关键。

爱好收藏 私有华通博物馆

一谈起艺术品的拍卖会,人们总是会想起纽约的佳士得或者伦敦的苏富比,而不是在豪华邮轮上。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对于第一次参加拍卖会,不知道要预订或者去检查艺术品出处的投标者来说,邮轮上“艺术品”的拍卖却变成了一项重大的交易。

“每个月,我都会应邀鉴定10幅画,其中至少9幅是假的。”生活在伦敦的艺术品商人詹姆斯·布特维克说,“许多俄罗斯收藏家等不及咨询有资格的专家就急于购入艺术品。而如果作品是可信的,那么其来历其实可以轻易地找出来。”艺术品价格的暴跌伤害了收藏家们的胃口,俄罗斯艺术拍卖在纽约苏富比和佳士得4月的春拍上,差不多只达到了2008年成交价的40%。

“现在,很多人觉得拍卖行不可靠了,是假货的‘窝点’。其实,拍卖行保真能力有限,毕竟行业人员不是鉴定专家。”一位拍卖公司负责人不无委屈地说。事实上,摒弃自辩的成分,这位业内人士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那么,究竟谁在艺术品鉴定中拥有最终鉴定权,艺术家本人、第三方鉴定机构,抑或司法裁判?

据说李炎个人特别喜欢收藏,专门在成都城南修建了华通博物馆,是其私有文化产业,也是其回馈社会的一项善举。据了解,华通博物馆于2004年正式在成都市文化局登记注册并对外开放,其收藏主要为书画、瓷器、汉代陶石、彩陶等,藏品数量达3万余件。

而这类拍卖会的最大型的交易商要数西部公园画廊。PW平均每年成交额超过3亿美元,成交量达到30万件艺术品。自从成立以来,PW已经在60个国家大约有120万名客户。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艺术品的海上交易,并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商。今天,PW已经在船上举办了上千个拍卖会。它的合作伙伴均为世界知名的油轮公司。

许多在赝品目录上出现的作品都是将19世纪西欧无名画作被人伪装成19世纪俄罗斯艺术品,在过去的20年中,尤其当俄罗斯收藏家抢购这些“国家艺术遗产”的时候趁机抛出,价格飙升。私人专家弗拉蒂莫·皮德罗夫自己也曾经亲眼目睹过20幅赝品,“许多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追随欧洲风格,他们运用同样的技巧描绘客观事物,有时候又师从同样的老师。”

按照一位法学院教授的说法,从法律上来说,鉴定权应该归属于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和个人,但现在,社会上并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来专门承担这个工作,而由于传统的书画鉴定只能靠目鉴,缺少科学的手段,说到底只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所以总会有差错,“没有谁,包括法院都不可能成为一锤定音者”。

华通博物馆的前身是2002年8月成立的汉陶文物成列室,历时7年时间,其间不断地扩建,持续地丰富藏品,如今已具备一定的博物馆规模。

纽约时报介入 PW被迫向客户退款

鉴定体系杂乱、缺少公认权威……这正在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除此之外,专家道德迷失、有偿鉴定泛滥也“横插一脚”,让人防不胜防。而在诸多品种中,中国书画尤显突出,无论专家鉴定、家属鉴定、画家本人鉴定,都备受质疑——很多人不会忘记,近年来,知名专家屡屡卷入风波丑闻,“石鲁风波”“珠海风波”倒下的都是有名的“国宝级”专家。

根据华通博物馆介绍,馆内的收藏类型主要为各历史时代的艺术精品,既保留了特色又兼顾历史发展脉络。其展厅设置有书画厅,瓷器厅,汉代陶石艺术厅和彩陶艺术厅明代陶俑艺术厅等。利用所处成都的地理优势,华通博物馆收集到的四川地区汉代陶石艺术,其藏品几乎囊括了此地东汉墓葬艺术的的所有种类,包括画像石、画像砖,砖石墓艺术,动物车马陶塑,生活器具,人物俑等,为研究当时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PW的客户马尔多纳多的故事最惨了。据他描述,拍卖商们在油轮上大肆吹捧那两幅画是拥有博物馆级别质量的毕加索原作的复制品,外界估价至少每张3.5万美元,而且萨尔瓦多·达利的三部曲的复制品是3.5万美元一套。马尔多纳多说拍卖商告诉他们这些艺术品是很好的投资,并声称他们所提供的价格将比外面估价少了40%,并且无需缴纳税收。

有人说,十几年前,艺术品若附有专家的鉴定证书,其身价也会倍增,鉴定证书被认为是藏品的“市场通行证”,但如今,各种各样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大量出现,已经导致鉴定证书满天飞,专家鉴定结果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极大的质疑。

某媒体记者实地探访该公司却发现,这是一家相当神秘的公司。坐落于成都高新区科技孵化园9号楼A座的四川华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记者欲进公司了解情况,却连大门都无法跨入;想拍照片,立刻就有保安上前阻拦;更意外的是,公司大楼还是军事管理区。

当马尔多纳多问PW的性质和来历的时候,拍卖商告诉他PW不逊于佳士得和苏富比。这很容易让人冲动。他开始投标。由于竞争的人很少,他很轻易地就以每件低于PW的估价几千美元的价格标得了艺术品。他还得到了一张写着“恕不退换”的发票。那张毕加索的1964年的压印的小丑艺术品一共花了他24264美元,而2004年,苏富比已经售出的相同的压印作品却只需要6150美元。

对徘徊于艺术市场之外的资本而言,“真假难辨”无疑是对“入场信心”的沉重打击——因利益诱惑而被左右的鉴定难题,最终也会将真正的利益挡在门外。

在9号楼A座隔壁,还有一座同样写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几个大字的5层建筑,大门口上的牌匾是“成都华通博物馆”。

马尔多纳多发了大量邮件给拍卖商,联系过PW无数次要求退款,而PW对此的回应是“货物出门,恕不退换。”但是在纽约时报打电话去询问后的2个小时,马尔多纳多先生就接到了来自PW的电话,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过去,在琉璃厂,如果有人卖了赝品,买家就会投诉到古玩商会,请上最有权威的三五个专家一起鉴定,如果是赝品,就会要求古玩店退货。如果不退货,可以带上几个人到店里“砸浆”,或者直接去捅匾,通告整个行业这家店铺的信誉不行。当时没有诈骗罪,却有行业自律。而如今,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行业乱象更是众人皆知。

博物馆网站显示,该馆是华通公司原创始人“李先生”的私有文化产业,收藏类型主要为各历史时代的艺术精品。除了成立古陶瓷检测研究中心,在安全防范技术及设备采用方面也达到了世界级水平,配备了“运用于美国FBI、台湾中情局等国家安全部门的尖端设备”。

“说真话得罪人,说假话害死人,乱说话气死人,不说话难为人。”一位藏家这样打趣鉴定界的现状。听过的人呵呵一笑,但笑过之后呢?别忘了,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在艺术市场上同样适用。

不过,当媒体记者欲入内参观时,却被保安拦下,“这里不对外开放”,同时警告不得拍照。可是,对于该博物馆究竟对谁才开放的疑问,对方则面无表情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编者注:“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着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经济学家认为,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真假吴冠中

2009年5月25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上,编号为787的吴冠中作品《松树》以158万港元的价格成交,位居该场成交价第12位。无论是在这次拍卖中,还是相比历年上拍的吴冠中作品中,这样的成交价都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噱头可言。不过,正是这幅“貌不惊人”的画作,却在拍卖会结束后的近半个月时间里一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一切只因为一个中国书画市场上屡见不鲜的词语——伪作。

在拍卖会结束两天后,就有业内人士指出,该幅作品存在问题。质疑方正是吴冠中作品在新加坡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好藏之”美术馆的出资人方毓仁,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在香港多年代理吴冠中作品的资深经纪人。

早在今年5月初,当方毓仁看到香港佳士得的图录时,便觉得名为《松树》的作品为伪作。当时,他立刻打电话给吴冠中求证。由于“伪造痕迹颇为拙劣”,吴冠中看到图片后非常气愤。

“这幅假画模仿的应是我在1988年所作的《双松》,两作对比,伪作中的双松旁还出现另一棵小松。三松的松枝委曲软弱,松叶潦草散漫、树无气质、山无气势、画面难看、毫无精神可言。”吴冠中告诉本报记者,在他所见的赝品之中,这一幅属于粗制滥造的次品。在他看来,拍卖行将这幅赝品进行拍卖完全是在自毁声誉。也因此,吴冠中随后立即与佳士得北京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却被对方告知“需向上级反映”。不得已,在拍卖会进行前的5月9日,吴冠中委托新加坡好藏之美术馆在网上指证《松树》为伪作,并表示:“一件如此恶劣的伪作竟以百万身价出场,我们敬告各界人士切不可上当受骗。”不过,正如方毓仁所言:“遗憾的是,直到这件存疑作品成交之后,也没有得到佳士得方面任何正式的澄清和解释。”

拍卖公司明知故犯?

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图录中,拍品《松树》出现在第127页,作品来源处赫然写着:“1991年吴冠中到香港举行画展,现藏家于当时直接从画家处购得此画作。”

然而,吴冠中却坦言“这完全是编造的谎言”。方毓仁更是将此称为“一派胡言”:“首先,1991年吴冠中师生展的举办地并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更巧的是,此次展览的主办方虽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但资助人却是方毓仁本人,所以,他完全能够确定那次展览中根本就没有这幅名为《松树》的作品。而且,如果按照图录上所显示的是购自这一年香港的吴冠中师生展,那么,直接交易方也只可能是方毓仁,而不是吴冠中本人。方毓仁还强调,即便卖家称是在北京的展览中买到的作品,由于出资人是自己,所以卖家所面对的交易方也应该是自己。可在他的印象里,自己却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人。

方毓仁介绍说,自己由于长期帮助吴冠中出版画册、推广展览,吴冠中曾将那幅《双松》真品赠送给自己。后来,方毓仁将其卖给了泰国的一位藏家。又过了一段时间,该幅作品在内地某知名拍卖公司的拍卖现场现身过,之后便不知去向。

面对如此之多的争议,香港佳士得这一次不可避免地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当本报记者向佳士得求证整个事件的原委经过之时,香港佳士得北京办事处依旧只回复了一份媒体声明。这则声明称“近期有媒体报道质疑佳士得香港2009春拍中某件拍品,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佳士得的专家们倾注了大量的资源来调查我们所有上拍作品的传承记录,以严谨的方式来征集每一件作品。我们对该拍品的传承记录感到满意。”而当记者多次致电询问拍品《松树》的下落及其买家的信息时,无人接听的电话铃音则使其成了至今无法破解的谜题。

“除了愤慨,我只有痛心和无奈”

经常受到伪作困扰的中国书画大家吴冠中如今再一次被迫成为了伪作之争的中心人物。为此,本报记者特别在拍卖会结束后对其进行了专访。对于假画越打越多的现象,吴冠中感到颇为愤慨和无奈:“打击假画问题,要花大力气,要建立、健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北京》:记得您曾说过:“现在市场上我的假画越来越多了,我也管不了。”就像这次佳士得拍卖的那幅伪作也是一样,虽然您再三声明,但还是没能阻止拍卖。您觉得这种本可以避免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原因是什么?作为原创作者,您又是怎样看待那些造假者?

吴冠中:原因很简单,拍卖行为了赚钱,而中国现在又缺少相关的法律制度,这样就方便了伪作浑水摸鱼。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法管不了行规》,其实,很多单位、画家也都呼吁过,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觉得那些造假者很可怕。他们本应画自己的画,但当他们画不了或没钱了的时候,就来伪造别人的东西。其实,这也说明我们的艺术教育存在问题,教出那么多画家,但大多只是盲目培养,当这方面的人太多了、用不了的时候,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出现了,最后耽误的还是很多年轻人的前途。

《北京》:据我所知,您就曾为了不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出去而多次撕画,那么,对自己特别中意的作品,您会一直珍藏吗?

吴冠中:不会。好作品就应该送给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群众才能看到,文化才能传播,我把画私藏在家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北京》:您觉得现在的市场氛围对艺术家有怎样的影响?

吴冠中:对浑水摸鱼的画家来讲,现在的市场很不错。但对真正渴望创作艺术的画家来讲,还是很痛心的。

《北京》:您平时会关注拍卖会吗?

吴冠中:家里的报纸很多,我偶尔会翻翻,但即使看了也不会太关心。我的画卖了多少钱,我从不关心,也管不了。另外,我的那些画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还没经过历史考验,只有经过历史考验的作品才能成为精品。现在总在说打造国宝,其实,国宝并不是打造出来的。

《北京》:您如何看待如今的中国书画现状?

吴冠中:我觉得现状很尴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在传统上创新的问题。我们总是关注传统,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创新,传统放在博物馆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只注重技术,却没有教会他们什么是美。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盲目地画画?这其中存在很大的误区,大多数人都认为画画是条出路,可以卖钱。

《北京》:您对现在中国的美术环境怎么看?

吴冠中:我觉得很不好,这种环境让我除了愤慨,只有痛心和无奈。现在美术已经沦为了庸俗的买卖,快要毁掉我们的文化、毁掉我们的民族声誉了。可以这么说,假画到处都是,但是却没有法律可依。在中国现在只能看行规,我觉得这很可笑,也很丢脸。

《北京》:去年当您发现购买《池塘》那幅画作的买家所买的是伪作时,您有什么感觉?这个官司最后买家以败诉告终,对此,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吗?

吴冠中: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仿造我作品的假画很多,我管不过来,也没时间管。艺术在这样的情形面前是无奈的。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应该及时补上,不然,中国的文化就会越来越糟了。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雾里看花的中国书画市场

《双松》和《松树》的对比并不是书画拍卖中的“李逵”与“李鬼”第一次同台角力。可以说,对于鉴定难度颇大的中国书画,真伪问题已经成了令卖家、买家、作者和鉴定家等所有相关人士都头疼的一个顽疾。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会有人借此从中牟利。

放下画笔被迫打假的画家

画家,原本在人们心中,这个称谓代表的应该是一群一心追求艺术理想的人们,可如今,面对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画家们也被迫放下画笔,开始不情愿地充当起“打假斗士”。

“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当苏女士在2005年12月11日的翰海公司拍卖会上拍得署名“吴冠中”的油彩画《池塘》时,恐怕绝不会想到,日后,在这幅自己花费了253万元人民币拍下的作品上,会被拍卖方口中的“原作者”吴冠中签下这样的定论。当然,苏女士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年后成为一名败诉的原告。

而在此事之前,吴冠中还曾亲自制止过一次更加荒唐的拍卖。2006年,当北京某拍卖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名为“吴冠中作品专场拍卖会”之时,该公司接到吴冠中电话,称即将拍卖的画作不是他的真迹,并要求撤拍。这场拍卖原本准备的作品包括吴冠中的21幅素写、一幅油画、一幅水粉画及一幅水彩画,而在吴老本人看过图录之后,则十分肯定地表示:“全部是假的!”好在,拍卖公司最终撤销了拍卖会。

然而,更多的时候,上演的并不是如此令人欣慰的结局。着名画僧史国良就曾遭遇某拍卖行强行拍卖其伪作,还有石鲁遗作案、韩美林指假案等等诸多案例。此外,去年7月,北京某拍卖行专事书画鉴定的员工周某因6万元贩卖仿制的张海书作获刑4年,并处罚金8000元,这一事件更是将存在于一些书画拍卖行业中的黑幕曝光于大众面前。

一位对中国书画领域颇有研究的收藏者坦言:“如今,各拍卖公司上拍的作品,大名家的作品以假的为多数。”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齐白石的作品。这位圈内人士告诉记者,齐白石一生画的作品最多不超过17000幅,但如今的拍卖市场上却已经涌现出了2万多幅齐白石作品。

人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随着国内书画市场近年来的日渐繁荣,大量扑朔迷离的书画官司和真伪之争也随之潮涌。

“收藏本是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

赵珩 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北京史和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着作有《收藏琐谈》、《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等。

《北京》: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如今的中国书画市场存在如此之多的真伪之争?

赵珩: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书画领域,当下整个收藏市场都过于浮躁,而且充满了“江湖气”。仅就收藏中国书画而言,它历来都是小众的事情,但如今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娱乐、全民投资的事情,和股票、基金、房地产似的,大家都在谈论,而且都想投身其中,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在乎这些书画的艺术价值,而更关注它们的投资价值,这样的氛围不仅使收藏书画变了味道,也使整个市场开始变得不健康。

《北京》在您看来,在收藏中国书画时,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内容?

赵珩:文物在世界上公认的价值包括三点,一是历史文献价值,二是艺术价值,三是科学研究价值。这三方面没有一点涉及到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其进入到流通领域才有的。仅就中国古代书画而言,其价值的评判标准大致会包括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代表性及其在他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作者画作的存世数量,还有作者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在评价一幅画作时最先关注的几个基本要点。不过,现在很多人看画只注重“大名头”,看重画家的名声,比如像明代的文、沈、唐、仇等等,觉得只要是他们的作品就一定价值连城。正是人们这样的心理造成了当下“大名头”的伪作越来越多。其实,“大名头”中也不乏应酬之作,而“小名头”中也会“藏龙卧虎”。所以,关键还要靠藏家的眼力和鉴赏能力。我记得历史博物馆曾经办过《田家英收藏书画展》,那些田家英用工资或者稿费收集到的书画大多都不是大名头的作品,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他还是收藏了不少真正有价值的好东西,那次展出的展品中,几乎有70%都可以称之为精品,然而,那些画家却并不是为众人熟知或如今经常在拍卖会上创出天价的名家。

《北京》: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一直是个难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珩:这个难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书画的“作假”方法有很多,有时很难分辨,而且,作假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可以说,很多名家的名作从诞生之日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临摹,所以,在中国古代书画中,即使是伪作,有一些也会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书画作伪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最为拙劣的臆造方法。这些画作甚至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被仿冒的书画名家原本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和质量,是一种纯粹靠作伪者的主观臆想与“自身”笔墨素养来操作的书画作伪方式。个别的作伪者还会“臆造”出被仿名家从未创作过的绘画与法书,当然,这也是最容易辨别的一种伪作。

第二种就是临摹,也就是对于名家名作的“克隆”或“仿制”。这些作品较之真迹会显得死板呆滞,没有活气。这其中又会出现三种现象,一种是比较低劣的描摹;另一种则是相当讲究的“高仿”,就是后世人临摹在纸墨、印章等各个细节上都用所仿作品时代的“原材料”;第三种则是被临摹的当事人认可的仿作。比如明代的沈周就是个好说话的人,有人在临摹完他的画作之后,会求他题款,他就会动几笔,签上自己的名,成人之美。还有像董其昌,赵左几乎可以算是他独家授权的代笔人。

第三种是在款识、图章、题跋上大做文章。真款识、真图章、真题跋与假画的各种组合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古代书画中最常见的一种作假手段。

还有一种做法虽算不上造假,但其价值可能会有很大注水成分,这就是穷画阔“帮手”。以前管题跋叫做“帮手”,有些人的作品本身可能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由于有了一些名家的题跋,则会卖出一个好价钱。

第五种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特例情况,就是揭画,这是相当高明的作假手段。古代在宣纸、绢上所作的画作都可以揭成两张,这样的作品虽然从形上看完全是真品,但是画作内在的神韵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北京》:您觉得如果想进入收藏领域,尤其是收藏中国书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或素质?

赵珩:只有真正喜爱书画,通过丰富的阅历,经眼的东西越多,才更有鉴别力。此外,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到了一定水平的人才可能真正在书画收藏领域有所造诣,千万不要过于看重历代内府的鉴藏印和所谓的着录,也不要人云亦云。我就曾在拍卖会上见到过两幅同样出自于文徵明之子文嘉的画作,一幅盖有嘉庆御览之宝的画作拍出了26万元的高价,而另一幅没有皇帝印玺、没有可参见的着录,但水平明显优于前者的画作成交价则是10万元。

其实,在我看来,收藏本该是一件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它不是过眼云烟,更不应该沦为一种财富游戏。真正的中国书画爱好者可以通过作品和古人对话,可以在品味、鉴赏之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谁来借我一双慧眼?

究竟有没有人或机构能够为真假难辨的中国书画“一锤定音”,成为最公平、公正的最终检察官?这已经成了众多人心中的一个疑惑。为此,不少人都曾呼吁成立有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独立运作,依靠现代科技提高鉴定准确度。甚至有人曾提出建立分类的鉴定专家库,每次鉴定前随机抽选、分割操作,之后再对各人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趋于真实的结论。虽然这个想法在目前看来还难以实现,但是,如果像目前一样,仅依靠鉴定专家、作者本人及家属或是拍卖公司给出的鉴定结果,真的就真实可信吗?

鉴定专家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那次,漩涡的中心人物依然是吴冠中。在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一时的吴冠中《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中,老人虽百般作证,却还是遭到反击,一次原本简单的艺术品鉴定最终变成了一场检验艺术品市场道德底线的战争,也暴露了一些专家鉴定结果里的弥天大谎。

在如今的盛世收藏热中,鉴定家们俨然已经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电视中、网络上、广播里、报纸内,大大小小的鉴定专家成了像娱乐明星一样的家常人物,“鉴定家”这个原本代表着权威的神圣词语也成为了象征着某一职业的普通名词。俗话说,术业有专攻,而如今那些缺乏鉴定,早已被泛化了的鉴定专家们究竟是否可信呢?那些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大家名流所出具的鉴定证书,所盖的鲜红印戳又有着怎样的可信度呢?

其实,过去没有鉴定家的收藏,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有文物鉴定专家则是民国以后的事了。特别是解放后,故宫博物院成立,选了一批资深的民间收藏高手,像孙瀛洲、王世襄、启功、史树青、耿宝昌等大家。这些前辈大师精通古代书画鉴定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联。当时正是中国古代书画由集中到大量散失民间的时段,他们有机会过眼并经手,见识到很多国宝级的古代书画作品,并参与收藏和整理。那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我国艺术鉴定界公认的最高权威。然而,随着一位位大师的相继过世,阅历丰富、学养渊博的“国眼”级专家也已经不及以往,这也直接影响了当今对于书画等艺术品鉴定的整体水准。

对于如今的鉴定专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直言表示,正是由于当今的书画鉴定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有着巨大“油水”的市场行为。尤其是当某些鉴定家“利”字当头之时,名利就成了衡量真伪的唯一标准,金钱就能换到一张所谓的“鉴定证书”。这种“鉴定证书”与其所“鉴定”的赝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不仅成了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赝品的流通保驾护航。所以,通过各种“鉴定证书”认证却依旧没有避免上当受骗的人一直不在少数。

此外,在电视等强势媒体中掀起的一场所谓的“鉴定家”的造“星”运动也不容忽视。在比比皆是的鉴宝类节目中,一些普通文博工作者和理论界学者组成了“泛化专家团”,还有些圈外明星、伪专家也将其看成作秀的良好平台,使收藏鉴赏沦为了炫技的表演。不但没有为“鉴定专家”这个词语的公信力增色,反而使其蒙尘。

记得有专家曾说过,有些部门可以一夜之间颁发10张拍卖行的营业执照,但花10年的时间却未必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书画鉴赏家。即使鉴赏家都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也难百分之百地鉴定出每幅书画的真伪。

创作者及其家属署名就能说了算?

几年前,在央视播出的《鉴宝》节目中,一幅吴作人的《牧牛图》最终被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40年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现场鉴定为真品,并估价25万元。随后,吴作人之妻、着名书画家萧淑芳则公开表示该《牧牛图》是伪作。由此,一场关于书画真伪鉴定的争议至今未有结果。

在中国书画鉴定中,画家家属的作用不容小觑。《艺术市场》专栏作家牟建平就曾撰文将“家属打假”分为四种情况:首先,像萧淑芳这样的着名画家,自身就具备高深艺术修养和鉴定资格。其二,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李可染夫人邹佩珠、黄胄夫人郑闻慧等,对大师真迹的研究及各时期作品都非常熟悉,其鉴定意见也非常可信。其三,大师子女如李苦禅之子李燕,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傅抱石之子傅二石等,由于他们本身就是画家,故其眼力也十分独到。其四,则是虽身为大师家属,却并不从事绘画等艺术门类,这些人的鉴定可信度比前三种则要逊色不少。

所以,虽然对于已然过世的艺术家,由其亲属或门生对作品实施鉴定颇为盛行,不过在专家看来,其效力却并不能一概而论。杭州西泠印社董事胡西林表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该亲友有无足够的专业素养;有无相应的道德素养;有无对艺术家的充分了解及经验积累。”

其实,不仅仅是画家家属的鉴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是画家本人的鉴定也未必就能完全被信任。对此,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就曾表示,创作者虽对作品原则上最有话语权,但却“不能预设每位创作者都是道德楷模”,因为一旦作品进入市场流通,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利益问题,而此时,创作者本人能否完全客观中立并非定数。“台北寒舍”董事长王定乾就曾详细地说明了三种可能性会影响画作者本人判断的问题:“一是过去的某些作品不够好,为维护声誉而羞于承认;二是牵涉到经济利益关系;三是的确记忆模糊,一时看走了眼。”

更何况,无论画家本人还是家属的鉴定都不能被视为有效的法律证据。在《池塘》假画案中,吴冠中就曾遇到这样的尴尬:如果是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如果作鉴定人,则需要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山从专业角度指出,按我国现行法规,在诉讼过程中,鉴定应交由法定鉴定部门实施,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法院指定的部门或人员鉴定。此外所有的专家意见,包括本人意见在内都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

可见,即使是作者本人及其家属的鉴定意见,也只能是个参考标准,但并不是“决定真假”的最后一票。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没有法规只有自律

“现在许多买家对于如何寻觅拍品,都喜欢听故事,或者找专家,但是,这恰恰也是买家购买赝品的根源。”大连万达玥宝斋负责人郭庆祥解释说,“因为现在许多卖家会和拍卖公司联手‘讲故事’,这其中的许多故事都无从考证,这就成了最大的陷阱。”

目前,市场中艺术品鉴定的方式分为三种——专家目鉴、文献佐证以及仪器辨伪。专家目鉴和文献佐证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验证准确,文献佐证虽然是从历史角度考虑,但其在史料录入时仍会出现偏差。而仪器辨伪也仅仅只能识别纸张、墨迹的年代,却不能识别作者,这就给艺术品鉴定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目前,国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行业法规对拍卖市场进行约束。这也使得“讲故事”的情况屡屡发生。

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介绍,根据拍卖法规定,在拍卖进行之前拍卖行必须发布公告,并进行为期两天的拍卖品展示。如果发现被拍品为赝品,竞买人还可以有一次“自救”的机会。“艺术品是用来欣赏、收藏的,它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投资上。投资有收益,就会有风险。”王凤海告诉记者,对于拍卖假作责任的认定,如果拍卖公司之前没有做出声明,一旦发现假作,应由拍卖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拍卖公司此前做出“瑕疵不担保”的声明,并告之不能保证被拍品真伪以及来源的,一旦出现赝品,则由拍卖人、委托人,以及竞购者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然而,责任的认定并不能彻底根治赝品在市场中的蔓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内地艺术品市场缺乏对某位大师作品的专项市场研究。比如在国外,某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目前在谁的手中,做过什么展览,曾从哪家画廊售出等,都有详细的记录。由于国内的一级市场画廊的发展还不及拍卖行,本应由画廊为主力的市场研究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大师作品的展览记录屈指可数,往往一件名家作品问世后,既没有出版记录,又没有展览记录等身份认定,从而使赝品有了可乘之机。王凤海认为,拍卖行应该尽可能多地收集被拍品的相关资料,进一步提高拍卖师的专业水平,建立作品档案,做到传承有序。

目前,没有什么“良药”能完全杜绝赝品现身拍卖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赝品在拍卖行的频繁出现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根治,最终会随着市场本身的规律而愈发猖獗。“只有拍卖行、作者,以及作者家属共同自律,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才能起到杜绝假作的作用。这样,整个市场才能进到一个良性的轨道中来。”王凤海语重心长地谈到。

据了解,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拍卖公司,对拍卖品还是有一定的鉴定程序的,其大体会分三个步骤:其一,是在征集作品时,拍卖公司的业务人员会对作品把第一道关;其二,上拍之前,拍卖公司会邀请权威人士对作品再次进行鉴定;最终,在拍卖品登记结束之后,以及作品预展的过程中,如果有专业人士指出拍卖品的品性存在问题,拍卖公司会立即将其撤下。

对此,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告诉记者,拍卖之后如果出现伪作,公司方面应该进行退款,并将赝品追索回来。董国强认为,虽然拍卖法没有规定在出现伪作后拍卖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只有自身信誉好的拍卖行才能在市场中生存。此外,记者了解到,如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知名拍卖公司,其如果出现伪作,均会向竞拍者退款。而在采访中,吴冠中则表示:“在国外,有些大的画廊或拍卖行,如果遇到假画,不仅一个月内可以退画,政府执法部门对假画来源还会以法律形式介入,如果发现画廊或拍卖行造假,除了坐牢等法律责任,还会把其罚得倾家荡产。”

在目前假作频出的市场中,不能否认有一部分因素是出自作者、家属,以及作品持有者本人。“作品的来源会直接关系到真伪,比如知名作者的家属所提供的作品,可能受其身份的影响,有些拍卖行就会忽略对作品的鉴定。这很有可能给多方面带来损失。”为此,董国强认为,拍卖行应多了解市场状况,做到“兼听则明”。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拍卖方只有征集到好的拍品才能吸引买家购买,从而赚取佣金。为了不流失客户,个别拍卖行会为大藏家提供一些“便利服务”,这已经成为拍卖业中的潜规则。一些大藏家在刚进入市场时,不可避免会买到假的或者不好的藏品。当拍卖行向这些大藏家征集拍品时,藏家就会开出条件,比如委托给拍卖行一件珍品拍卖,但拍卖行要顺带将委托人以前买错或者不好的藏品一并进行拍卖。这样,在双方都想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二级拍卖市场受到操控的现象便屡屡发生,而那些先前被大藏家购买的名家赝品也在操控的游戏中混入各大拍卖公司。

藏家将自己的藏品好坏搭配,委托给拍卖行,只是名家赝品现身拍卖行的其中一个通道。更为“巧妙”的是,有些拍卖图录的说明中特别注明“附入境单”,这是当今国内拍场中造假、贩假惯用的一大伎俩,试图以“回流”的镀金方式来证明拍品的可信度,这些伪作一旦出现,则更加容易蒙混过关。

有些拍卖公司为吸引买家,常打着保真拍卖的旗号,有的甚至还声称“拍品成交后如有疑义,只要出具两位国家级的鉴定家的证明或画家本人写的证明确定其伪,即可退货”。中国书画的鉴定十分复杂,不要说一般买家,就是权威鉴定家对同一幅作品也会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例如浙江国拍曾上拍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着名老一辈鉴定家徐邦达和谢稚柳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说是伪,一说是真。正是这种鉴定的复杂性,为一些图谋不轨的拍卖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将一些真伪难辨或高仿之作上拍之后,以保真的口号拍卖,一旦买家受骗后,想要退货却十分困难。

很多人觉得只要盖有玉玺,有御览之宝的作品就能保证不是伪作。其实,大多数皇帝的艺术造诣并不高,而且,宫里收藏的作品也并不能保证都是真迹,有时,宫廷艺人甚至会尊御旨仿制一些书画绝品,或备于宫中,或分赏高官,所以这些进过宫的证件并不完全可信。

以前大多还都会标识见于清代等朝代的着录,后来慢慢发展成了见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现在,利用出版物造假已经成了一桩新兴的买卖。一般来说,1985年前出版的作品,利用出版物制假的情况较少,因为当时中国拍卖市场刚刚起步。大量的伪着录、伪出版是在2000年之后。2002年秋拍中,安徽某出版社和所谓的某艺术研究会甚至将大量伪作辑录出版,并且将出版日期标为1986年,这也成了一起明目张胆地利用出版物制伪贩伪的不法案例。有些拍卖公司见到作品有出版物就会误以为真,并在拍卖图录上注明该作品着录于何处,当然,也有些拍卖公司明知有伪也会照拍不误。

有些卖家为了证明所售作品的真伪,会向买家提供画家与该作品的合影照片,买方见到合影照片也就认为“该作品得自画家本人”不会有假。殊不知,照片也同样有真有假。照片作伪的方法很多,有的是电脑合成,有的是经过裁剪拼接再翻拍而成,也有的是把真伪作品混在一起请画家鉴定时偷拍的。由此可见,在书画交易中,合影照片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确定作品真伪的依据。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真假难辨的冲击波

近两年,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中国书画已经走向没落的错觉,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书画的价格与当代油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一边是按兵不动的平稳,一边是几何倍数的暴涨。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鉴定问题。面对诸多造假案、伪作事件,大部分人对中国书画已经“谈虎色变”,不敢轻易上手,而这也成了中国书画的价格并没有到达应有价位的重要原因。

“中国书画的伪作现象当然杜绝不了,我们只能希望规范的体系可以让伪作尽量少地流通,让人们的担心降到最低点。”在采访中,赵珩老师如是说。

的确,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解永金就曾表示:“中国书画的特点就是不断临摹过去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基本特点。”所以,在画家陈丹青看来,伪作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欧洲和中国自古就有无比精良的假画业。美国一所博物馆曾买进前希腊时期精美石雕的赝品,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并查证;文艺复兴前后个别作品被发现并非出自画中署名的画家;伦勃朗那幅着名的《戴金盔的人》,十多年前才被鉴定是赝品;二十世纪更是出现了专门集团制作毕加索、米罗、夏迦尔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的伪作,销路甚广。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出现过三次书画作假高潮,分别在宋、明和清末。

综观中国近十几年来艺术市场发展过程,在书画市场中,因作品真伪问题而引发的争议乃至诉讼时有发生,况且,这些案例还只能算是书画市场中大量伪作赝品的冰山一角。大量伪作赝品充斥于中国书画市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书画的交易,无论是对艺术家、购藏者还是中介机构,这无疑都是一种伤害。据了解,某家国际着名的拍卖公司就曾因为担心“赝品”问题而放弃过拍卖中国画。

当然,比拍卖公司更揪心和忧心的则是买家,不少对于中国书画颇感兴趣的人始终徘徊在圈子外,问其原因,有人回答,谁愿意每天都为了别上当受骗而提心吊胆呢?所以,与其冒险试水,不如观望。同样,也有不少收藏家采取了知难而退、中途退出的方法,用他们的话说:“连电视里的鉴宝节目都极少做中国书画类的鉴定,我们临时转向,只求别是为时晚矣。”

以前,总说苛政猛于虎,如今,没有严苛法律规定的中国书画市场的伪作现象的危害同样猛于虎,而且,无论对于拍卖公司、藏家、鉴定家还是画家本人,这都是只真实存在且威力无边的老虎。

目前在中国,当代油画市场的现状正是十几年前中国书画市场的重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品市场刚刚开始走向市场化,最先受到追捧的就是中国画。当普通民众的工资还在以百为单位计算时,国画的价格就已飙至几十万元人民币,在当时,这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天价”。

时至2003年,中国国画市场的炒作达到了极致,国画收藏甚至已经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然而,这恰恰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艺术品的收藏本该是一本以鉴赏为基础的学问,但是,当人们从拍卖场里的落槌声中听到财富的声音,很多人便开始义无反顾地盲目投身于艺术品市场。而这也就成了伪造、作假者最好的时机。

“中国每年书画交易额一半资金买的全是伪作,这严重干扰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上正常良好的形象,也干扰了真迹的价格。”中国书画收藏家刘文杰早在去年就曾痛心疾首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几年前,当匡时国际春拍在国内首次尝试推出“文字的力量——中国书法篆刻专场”时,编号为408号的拍品赵孟頫《书札六帖》以396万元成交,位列此次专场成交榜的次席,同时也成为了国内拍卖成交的第三高价位的赵孟頫书法作品。但在拍卖会结束后,匡时国际总经理董国强却觉得这件拍品“并没有拍到它应有的价位”。究其原因,他分析说,“虽然宋元绘画是历代宫廷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藏品。但是,由于鉴定方面的困难,买家往往都望而却步。特别是近几年,由于谢稚柳、王己千、刘九庵、启功等老一辈鉴定权威的相继去世,在古代书画鉴定方面,缺少了能够一锤定音并且被收藏界广泛认可的鉴定家。所以,更多的人把信心寄托在那些经过宫廷旧藏或者着录翔实的作品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传有序,这样的作品价格往往会很高,而缺少这些重要佐证的作品即便是真迹,也经常会被打入另册,受到市场冷遇。”

这正是中国书画市场的生存现状,面对真假难辨,让人望而生畏的中国书画市场,曾有拍卖公司的相关人员在私下向记者表示过,其实,真正有实力、想树立品牌信誉的拍卖公司并不希望市场上充斥着伪作,因为就目前看来,这些伪作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正常健康的流通与发展,如果整个市场都坏了,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只可惜,如此清醒的人并不是喧闹着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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